政府职能不明导致越位、缺位、错位问题突出

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高效政府的要求,着力研究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体制改革一直伴随着我国商品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确立全过程,并成为集中展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双重改革”成就的主要内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权力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1982年中央明确提出“放权让利”,减少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1993年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把应该由企业解决的问题交由企业自己去解决,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

1998年国务院各部门划转出280多项职能,将属于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职能,交给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将该由地方办的事情交给地方。2003年更是明确政府部门不再承担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职能,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度减少。

2008年开始“大部门制”改革,合并机构,取消、下放、转移出政府部门微观管理、行政审批和评比表彰等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项70多项,大量技术性和具体事务交给事业单位或中介组织。正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政府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得到了很大的压缩,一个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现代政府管理体制框架基本形成。

然而,毋庸置疑,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完善之中,因部分政府职能不明而导致的越位、缺位、错位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部门仍然包揽不少应该交给市场、企业、公众自身来解决的事务;权力上收,责任下放也容易造成“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束缚着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些领域或地方的行政权力还存在缺乏法律约束和公众监督的问题,出现不严肃的决策和随意性的干预导致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时有发生;各种各样“领导小组”和“专职办公室”往往是一些地方或部门推动工作的主要方式。

因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并明确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的具体要求。

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关键还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做政府该做的事。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政府的“天职”应该是向社会提供市场充分有效供给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部分。同时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交易参与者的积极性和智慧,更充分地提供信息和发现价格。因此,政府要通过相应改革,真正使生产要素及资源能源价格反映其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

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最关键则是要重视地区发展的差异性,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很大,因此宏观调控要突出差异性,防止“一刀切”。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认真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不同地区给予不同的政策,对中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给予更大力度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倾斜。迫切需要加快解决地方或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问题。

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最关键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的决策和落实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政府决策中属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社会公示、听证等制度,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同时,政府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努力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政府改革的难度更大,复杂性更强。由此,更需要自觉、胆识、决心和勇气。

要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高效政府的要求,着力研究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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